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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利益衡量这一概念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研究和实践中都已经频繁出现,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利益衡量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以及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之一,其实质是一种法官治案的思考方法。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衡平法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来说都是法官自己根据公平正义原则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衡平法的缺陷。日本的知名学者加藤一郎与星野英一提出利益衡量理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其国内相关领域的的主导地位。利益衡量理论是从九十年代后期由我国学者梁慧星引入到国内,当时引起了全社会很大的反响,各界学者都积极探索,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有利于法官将利益衡量灵活的运用到实务审判中,给我国相关司法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司法活动,应当被应用到司法系统的各个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民事领域。正如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内就经常运用到利益衡量。在行政法审判过程中,虽然没有强调过利益衡量这个概念,但是法官在考量案件时都会自然而然的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其实就是利益衡量的体现。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均简称《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对于本应撤销的违法行政行为,如果撤销后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法院应当确认该行政行为时违法行为,并责令做出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这一规定,无疑体现出利益衡量的精髓已经渗透到了我国行政法领域内。近些年来,关于利益衡量方法如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已经成为各界学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但是,从目前看,在行政审判中,利益衡量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等诸多问题,在法律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理论上的研究大多浅显、可操作性差。因此,笔者试图从行政法角度出发,对利益衡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行政立法、执法和诉讼中利益衡量的相关概念、利益衡量存在的客观性、利益衡量方法运用的必要性及其规则的分析,从而更加坚定利益衡量在行政审判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和可行性。
 
 
 
 
 
论行政法中的利益衡量
 
一、行政法中利益衡量概述
(一)利益衡量的含义及本质解析
首先,让我们谈谈利益衡量中的利益。在这里,利益这一词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种“好处”的概念不同,它需要在法律意义上进行界定。通常来讲,我们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利益是一种状态,是对规定权利的一种确认和保护;与此同时,也是一种确定性的评价,及对所拥有的权利的肯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上的利益一定要是正当合法的,除此以外,不在利益衡量范围之内。
对于利益衡量这一概念,加藤一郎曾经有过自己的一段论述,“‘利益衡量’一词,无论是对利益衡量论者,或是对利益衡量的反对论者,所说‘利益衡量’一词’其含义各有所指。所使用的汉字,亦因人而异。我写作‘衡量’,而星野英一教授则使用‘考量’二字。此外,还有人适用‘较量’二字,比较起来,我觉得用天平计量意义的‘衡’字更好。”也许正是因为此,梁慧星教授直接使用了利益衡量,而并没有使用其他的词汇来替代。下面,本人将对利益衡量进行全面分析。
其次,关于利益衡量相关问题。利益衡量是指与19世纪德意志盛行的概念法学,20世纪英美国家形式论者(分析法学)相对称的法学思考方法,与概念法学逻辑三段论思维模式相异,认为法律不可能完备,主张实质判断,关于其概念、是否构成独立的方法,有不同观点。梁慧星在《裁判的方法》中指出,“利益衡量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做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此项判断称之为实质判断。”[1] 谢晖教授认为利益平衡的本质是指法律从程序理性向实质理性的进化。当前我国大力倡导法治,然而很多人对于仅仅依法办事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法治进行反思,是否秩序井然的社会表面能够真正符合法治、符合公平正义?世间万象,很多客观现实的问题并不是仅仅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然而为了保障国家公权力的绝对权威,又不得不依据法律来解决。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矛盾重重的,绝对的秩序井然并不可能出现,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秩序更是难上加难。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利益衡量的本质就是指在立法、执法和诉讼从程序理性向实质理性进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时刻牢记公共正义以保障国家公权力威信,进而保障法制治理下的社会安定。因此,从本质上说,利益衡量并不是一种法律渊源,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法律原则,更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而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判断和理性思维的方法。
对于利益衡量的必然性这一问题,相对于强调控制的公权力,利益法学派在私法领域成绩卓著,这还应得益于其财产利益的刻度量化和易于比较的特征;然而对于公权力而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根据,仍旧是一个争取颇多的问题。
第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拥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当行政权利主体运用自己职权的同时需要切记充分尊重与保障国家公民的权利,这也是所有行政行为的本意和目的。其内涵就是公权力的履行为私权利保驾护航,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并非一直“相敬如宾”,他们时常“兵戈相见”。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说过,“一个社会里的个人利益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矛盾。只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还不是最棘手的。还有个人和集体之间,集体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2] 由此可以看出,利益不分公、私权力的差异,是一切激起矛盾行为角逐的根本原因。
由于法律并非事无巨细,对任何问题都有问有答,其自身的局限性必然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以下几点造成的:1、欲望的无限性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2、主体资格不平等或主体界定不明确产生的权利与权力的冲突等等。
第二、行政权利易受利益诱惑,做出违背法治的行为。中国的行政法对自由裁量权的理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基于法理或事理对某些事件所做的酌量处理的行为的权利[3]。从而,不论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何,只要执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那么自由裁量权就必然存在[4]
第三、行政法中引入利益衡量有利于克服法律僵化的弊病,实现个案公正。为了使行政执法主体能更好地进行社会生活管理,行政法律规范制定了很多用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即约束行政执法主体也约束行政相对人的羁束性规范。尽管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被架空,增加法律规范的触角,在立法的默许之下,行政自由裁量权力遍布行政法律规范的每个角落,这样就造成行政权力天平的失衡,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相较于行政执法的公权力要轻得很多。我国学者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等在我国倡导行政法学上的“平衡论”[5],以此来削弱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尖锐的矛盾。日本学者小林节著有《宪法特别讲义》一书,在书中他把“利益衡量论”单拿出来,详解利益平衡的方法和标准等问题[6]
(二)行政法中利益衡量的界定
在行政法中的利益衡量主要是指行政部门在处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经过严密考察、仔细判断,依据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解决相关行政冲突事件。而行政审判主体的审判过程,也就是利益衡量的取舍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行政法中的利益衡量不仅是对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一种填补和创新,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及其发展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利益衡量是一种重要的法学解释理论及方法。只是,想要将利益衡量具体应用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一定少不了行政主体部门的细致考虑,只有考虑到行政案件所涉及的各个利益关系以及其共同的利益时,才能做出最为正确的衡量从而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愿景。行政主体部门作为行政利益衡量的主要决定者、社会及个人利益的主要协调者,想要达到上述期望其自身必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以及强烈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行政主体部门在行政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与比例原则相统一,以客观的视角审视各种利益冲突的发生,尽量避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违法违规现象的出现,以达到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及公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在此过程中,行政主体部门应该时刻牢记公平正义,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在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基准之上,促进行政法律体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行政法中利益衡量的重要意义
1. 利益衡量满足行政立法宗旨
对于行政法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色彩和双面特性的强制性法律,它的目的不仅是要实现保护社会公共财产不受损害,同时也需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这也反映了行政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换言之就是同时考虑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产生冲突时,不得不在尽可能地保护社会的利益免受侵害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牺牲个人利益,这是行政法中利益衡量的最终体现。 
2. 利益衡量补充和完善行政法
对于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在我国行政立法中早有准备。行政法中的某些规定自然地存在着多重利益衡量及补救措施的身影,这些都是利益衡量在行政法领域获得赞同和认可的具体实践,由此看来,它也具有强有力的法律效果。在各种行政案件的审判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问题。事实上,这并不代表对于他们的利益所采取的行政法律措施,是建立在全面的利益评估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平等、公平正义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评估基础上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衡量,并最终根据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后的结果来解决权利和义务的争端。
3. 社会利益复杂性需要利益衡量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众多的人口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再加上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的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在不同的地方越来越激烈。即使是在不同部门之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变得更加清晰。因此,如果行政部门没有做到依法行政,或者是有滥用权力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将很容易刺激到行政人员和人民之间爆发矛盾的神经。基于上述观点,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这必将导致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行政案件时阻碍重重。若想顺利解决行政案件,这就需要行政人员在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不违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原则根据上,努力将个人利益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
(四)行政法中利益衡量的范围及构造
现代行政法是对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公民所代表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调整的法律体系。利益衡量是一个更大灵活性、方便性的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对传统、机械的法律思维发起进攻。因此,它能够在行政法领域得以运用。尽管法律自身的目标在于客观、确定与公正,但它既不坚持既定的法律原则、规则以及其内部的社会正义观,也并不规避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的法律在现实运作中所带来的法律主观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在本文中,“公共利益”初步界定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以国家或社会利益维护者的名义主张并实施保障的利益,其中,包括从另一个角度或立场可以称之为“个人利益”的利益。“个人利益”初步界定为:个人或组织在个人生活和组织活动中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的利益要求。
根据我国近年来的行政法实践,已经取得法律承认并保障的公共利益有:1.国家作为法律实体的利益。2.一般安全的利益。3.社会组织安全的利益。4.一般道德的利益。5.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6.社会进步的利益。7.个人基本生活方面的利益。8.特殊群体的利益。
与上述公共利益相对应并存在许多重叠之处,且在我国法律被认可的与行政权行使有着一定联系的个人利益主要有:1.人身与人格利益。2.政治自由的利益。3.精神自由的利益。4.物质和经济的利益。5.法律公正的利益。
如何构建行政法中利益衡量的构造,是一个涉及内容极为广泛的大问题。接下来本文将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三方面具体阐述利益衡量的相关问题。


[1] 梁慧星著:《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3]李劲,祝灵君:《进一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载《学习时报》,2006年第5期。
[4] 刘晴:《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5]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6]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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