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关于我们 硕士期刊 职称期刊 期刊指南 合作期刊 客户须知 发表流程 指导流程 信用说明 支付方式 联系我们
法律硕士论文 当前位置:硕士论文网——全国十佳教育行业网站 >> 法律硕士论文 >> 浏览文章

 

绪论
进入战国以来,地处西陲的秦国非但没有了春秋五霸的荣耀,反而在东邻魏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下丧军失地,几有亡国之危。尽管经历了秦献公一朝的初步改革,但至秦孝公即位时,秦国依然没有摆脱“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的境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革新。同魏、楚、韩等国的变法不同,商鞅虽以法家理论为变法指导,以法治国、用法变军,其变法内容却涉及到秦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使秦国自上而下移风易俗。疏忽十余年间,便使秦国成为一等战国,秦国变法亦成为列国争相效仿的典范。自变法之后,秦国更是日益壮大,并最终实现了秦王扫六合的伟业。然而在战国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特殊时代里,列国无不变法,除赵国外变法者无不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秦国既不是最先变法的也不是最后变法的,为何却只有秦国能一统华夏?为何战国中期唯有只进行了军事变革的赵国可以与秦国抗衡?应该说,秦国变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与商鞅的变法指导思想不可分离的。而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军事法治。黄公伟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商鞅的政治与谋略、兵战与经济建设相互配合,其思想的核心是农战究其实质是一种军事大国主义。[2]实际上,在主持变法之前商鞅就已经慎重分析了秦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明白以战争手段对秦国拓取生存空间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战争的准备贯彻了秦国变法的始终。而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自然强调依法治军的重要作用,反对将国家的兴亡寄托于一个或几个名将身上,在当时明确提出了农战思想,依靠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在此后的变法实践中,商鞅的上述思想都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落实。因而,从军事法的角度可以更容易的了解商鞅法治思想的内涵。
本文选择长平之战作为商鞅军事法思想的研究切入点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商鞅的军事法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战时军事法治理论,无论其出发点还是着眼点都是立足于如何举秦一国之力与六国抗衡。因此,无论是对这种思想理论的认识还是对思想实践的检验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而长平之战恰恰是发生在秦国变法完成,法治思想相对已经深入人心的时间段内,而且是一场能够检验秦国综合动员能力的举国之战。第二,按照黄展岳、金善珠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秦律自形成体系到秦国完成统一前后并无实质变化。[1]而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事法体系一旦形成则更少变动。因此对于长平之战相对丰富的史料记载以及同样为商鞅学派代表作《商君书》[2]、《尉缭子》中关于秦军法令的记载无疑给研究商鞅军事法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战法必本于政胜”[3]——商鞅的农战思想
战国初期,列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春秋时期以堂堂车阵一鼓作气而决胜负的战争形式已被战术多变的步骑兵野战所代替。随着各国土地、人口、军队的不断增多,战争的时间也逐渐延长。长平之战历三年而后决,如果加上此后的邯郸保卫战,时间则长达5年之久。秦军以步兵为主,赵军以轻骑立威;秦军自商鞅变法后屡败山东各国,世人皆称虎狼之师;赵军自胡服骑射后力战四邻并有首胜强秦的美誉。仅从军力上讲,秦、赵两军各有千秋,而赵孝成王既非无谋之君,赵括也绝非只是纸上谈兵之辈。商鞅认为“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4],故赵国之败并非仅是军事的失利,而是败于国力不敌秦国。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5]可见,即便是在战争形式相对简单的春秋时期,军队对于粮草的依赖性也是巨大的。相比较长平之战后期赵军粮草不济被迫临阵换将的窘境,整个战役进行期间,秦军从未出现过粮草短缺问题。几十万秦军鏖战国外数年而后勤补给源源不绝,如果没有秦国强大的国力做后盾确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商鞅主张“政不若者,勿与战”,强调“战法必本于政胜”[6]的观点。因此其入秦之初就以霸道说秦王,以“治——富——强——王”作为施政的基本路线。指出若要在列国争雄的大格局下实现秦王大志,只有通过“战”这一途径;而要与列国征战,则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富强;若要实现国强之志,则只有行农战一途。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若农战不兴则“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1]。因此,商鞅将振兴农战作为秦国变法之根本。在具体次序上商鞅采纳了管子的见解,即“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2]认为“在农与战两者之间,战为目的、手段、途径,农则服务于战、从属于战。”[3]
商鞅入秦之初正值秦国国疲民弱,外事不断的危急时期。他吸取秦献公晚年秦军石门大战因粮草不济、明胜暗败的教训,指出“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按兵而农则敌得休息”[4]。然而,随着战国中期,列国之间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一场战役进行的时间动辄数十天乃至上百天,而参战的各国军队数量也基本以十万来记。商鞅清楚的认识到这样的战争绝不仅仅是战场之上的较量,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比拼。对此他提出了“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的“任地待役之律”[5]明确提出了“事本”的主张。他认为在争于气力的战国乱世“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6],只有达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7]才能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对外战争需要。因此,商鞅选择将重农抑商作为秦国战时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针对秦国地广而人稀的特点,商鞅认为“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8]因此,只要对民众善加引导使“入令民以属农”[9]就可以初步实现富强的目标。同时商鞅又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10]所以,采取何种措施确保民众乐于农事就成为其思考的重点。
商鞅认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否则“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11]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战国时期正逐渐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根据秦国现状,商鞅认为秦国之所以“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初二,天数不满百万”是因为“人不称土”[1],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除了人口数量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秦民没有开垦的积极性。因此,在《商君书·垦令》中,商鞅提出了20种提高秦民开垦积极性的措施并对此作出解释。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整顿吏治,提高官员办事效率。商鞅认为各级官吏是政令的执行者,其对政令的实际执行情况直接影响了政令的效力,而当时魏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级官吏自行其是、欺上瞒下。所谓“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2]因此,确保官吏能够严格、准确的执行政令便成为商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商鞅提出了“百县之治一形”与无宿治”[3]的施政原则,即将全国郡县政令统一规划,统一由中央下发,杜绝官吏主观臆断空间,减少徇私舞弊的可能性。同时,各级官吏当日公务必须当日办结,严禁迁延时日,从而使官吏安于政事而无暇它顾。在具体措施上,商鞅提出了“訾粟而税”[4]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粮食产量来计算田赋,统一国家的田赋制度,进一步杜绝了官吏勒索百姓的可能。此外,商鞅提出“无以外权任爵与官”与“无得为罪人请于吏”[5]的主张,在秦国范围内既断绝了士子游学求官的途径,又禁绝了官吏为罪犯开脱或提供保护的情形发生。上述措施尽管并不直接牵涉到农业生产,但却从侧面保证了整个秦国官吏阶层在制度层面上不会出现渎职枉法、压榨百姓的情况发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行政阻力,提高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第二,减少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的部分特权。早在商鞅于魏国任职期间,就对魏国士大夫阶层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深感厌恶。在商鞅的认识中,正是由于魏国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优厚的特权,使他们根本没有生存上的压力,故而才会日益滋生出不务本业、及时行乐的心态。如果说盛极一时的魏国需要这样一个群体来为它粉饰太平的话,那么积贫积弱的秦国则更加需要的是上下同心,共谋奋进。但是“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6]所以,为了使民众能够“皆作壹而得官爵”商鞅认为必须取消士大夫阶层享有的部分特权。对此,他推行了“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声服无通于百县”、“无得取庸”、“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1]的措施。由于士大夫阶层是当时社会娱乐活动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因此,上述措施的实行从消费终端上断绝了社会娱乐活动的存在必要性,从而使大量的从业人员回归到农业生产当中。同时,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以身作则、亲力亲为,禁绝了“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的风气,从而“令民归心于农”[2],极大的提高了民众对于“务在垦草”[3]的认同度。
第三,推行抑商政策。尽管商鞅认为商人是“国之常官”三者之一,并且“商贫”也会导致“国削”。但是,相比较“农贫”导致的恶劣后果,在国家经济发展顺序上,商鞅主张先农后商。而且商鞅认为“农少、商多”是导致“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4]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秦国,推行抑商政策,就成为他施政的不二选择。具体措施上,商鞅采取了“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废逆旅”、“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以商之口数使商”。[5]通过税收的形式,以宏观调控的方式减少从商可获得的预期收益,引导商人回归到农业生产中。在这里,笔者认为,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只是基于对当时秦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其抑商而不代表灭商。相反,商鞅既然能将商与农、官并列,足见其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因此,李剑农、叶世昌等学者认为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此后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6]
第四,通过行政、刑事手段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控制能力。政策上的引导与法律上的强制,向来是商鞅施政的两种策略。“壹山泽”、“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令军市无有女子”、“使民无得擅徙”、“重刑而连其罪”[7]。行政、刑事法律的威慑与强制使极个别仍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或丧失生存资料、或因刑获罪而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商鞅的上述思想在其变法过程中基本都得到了贯彻落实,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从经济基础上削弱了旧贵族的特权,强化了秦国王权,建立了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使秦国能够集中全力向外拓展,解决了困扰秦国以久的内耗问题。其次,减少了非农业人口数量,使民众固定、依附于土地,在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同时,有力确保了秦国的农业产出数量。另外,配合商鞅“徕民”政策的实施在削弱山东六国的同时,大幅增加了秦国农业人口数量。商鞅的上述调动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办法以治吏为前提,以愚民为手段,以限制商业、增加国家农业生产为目的,环环相扣,效果显著,为秦国军事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为秦国对外战争的进行积蓄了必要的战略经济储备。
商鞅不但是法家名士,也是兵家圣手。据《汉书》记载:“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1]班固将商鞅与孙、吴等兵家名士并列,足见商鞅在军事方面的造诣。《荀子》也记载:“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2]从史料记载来看,战国初期的秦军战绩是败多胜少,而自商鞅变法结束后,秦军战力陡然上升,致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3]的记载,以此可见商鞅于秦军的重要影响。而商鞅于军事,首重谋战、其次军阵。战国之世,诸侯逐鹿中原欲问鼎天下,因此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商鞅认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4],农是富国的基础,战则是强国的必经之路。所谓“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5]。同时,商鞅认为战争不但是对外扩张的手段还是一种维护国内统治稳定的方式。因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6]、“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7]。为了避免国内产生各种危害王权统治的现象,将“偷”与“毒”转嫁于国外就必须采取对外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比较近现代以来欧洲各国转移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矛盾同样采取对外战争的历史,商鞅的这种“以战去战”的战争思想确有理论上的先见之处。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战争主张,何时战、如何战,便成为商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具体战争准备上,商鞅强调要从战略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谨慎作战,努力做到不战则已,“战必覆人之军”[1]。而要做到这一点,商鞅认为对内要“知十三数”,即“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2]对外则要做到“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客”,如果同敌人相比较我方尽占优势则要“击之勿疑”[3]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商鞅的农战思想既可以分为“农”与“战”来分别理解,又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即将“农战”作为一种军事斗争的手段,一种通过国家整体实力来拖垮敌对国的策略。商鞅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4]在这里,商鞅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即便拥有强大的军力,若没有与之匹配的后勤补给能力,也将无济于事。因此,只要按照上文中提到的内容进行恰当的战前分析,那么战争的胜负是可以提前预测的。长平之战中,相较于后勤源源不断的秦军,过分重视军队自给力的赵国军队终于因为缺粮而陷入绝境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覆灭。
在重视战争作用的同时,商鞅强调“政不若者勿与战”突出经济决定政治、军事服务政治的原则,明确提出“战法必本于政胜”。当长平战事陷入僵局,秦赵两军大举对垒之时。与赵国朝堂之上是战是和的争论不休不同,秦国君臣同心,斡旋邦交,全力支援长平前线。商鞅云:“战法必本于政胜”,于此一节,秦国又胜赵国一筹。


[1] 《史记·秦本纪》
[2] 黄公伟.法家哲学体系指归[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35-252.
[1] 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J].考古学报,1980,1.1-28.金善珠.试论秦始皇的“统一法令”——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中心[J].史原,1998,17.25-42.
[2] 关于《商君书》的真伪问题,高亨先生在其著作《商君书作者考》(中华书局1974年版《商君书注译》载)中认为《商君书》虽非商鞅一人一时之成作,但其篇篇内容皆合商鞅之思想主张,可认为是商鞅及其学派的合著作品。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还包括郑良树、李存山、张觉等先生,笔者亦持此观点。
[3] 《商君书·战法》
[4] 《商君书·错法》
[5] 《孙子兵法·作战篇》
[6] 《商君书·战法》
[1] 《商君书·农战》
[2] 《管子·治国》
[3] 欧阳风莲.商君书思想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58.
[4] 《商君书·徕民》
[5] 《商君书·算地》
[6] 《商君书·农战》
[7] 《商君书·算地》
[8] 《商君书·错法》
[9] 《商君书·算地》
[10] 《商君书·外内》
[11] 《商君书·算地》
[1] 《商君书·徕民
[2] 《商君书·农战
[3] 《商君书·垦令
[4] 《商君书·垦令
[5] 《商君书·垦令
[6] 《商君书·农战》
[1] 《商君书·垦令
[2] 《商君书·农战》
[3] 《商君书·算地
[4] 《商君书·去强》
[5] 《商君书·垦令
[6]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7-126.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3-73.
[7] 《商君书·垦令
[1] 《汉书·刑法志》
[2] 《荀子·议兵》
[3] 《荀子·议兵》
[4] 《商君书·农战》
[5] 《商君书·画策》
[6] 《商君书·靳令》
[7] 《商君书·去强》
[1] 《商君书·赏刑》
[2] 《商君书·去强》
[3] 《商君书·战法》
[4] 《商君书·农战》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400-850-4642
张老师7951062
程老师89059077
张老师
程老师
       工作时间: 08:00-24:00
发表流程  

A、客户填写表单:姓名、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手机、邮箱、QQ、见刊时间、文章题目、学科、刊类要求、投稿需求 (评职称、非职称)、其他备注、文章上传。
B、和客服人员确定刊物、时间、费用
C、客户投稿淘宝拍下,交由我们审稿通过即可进行下一步。
D、通过(如未通过,则再投再审)
E、审稿通过,通知客户
F、发给客户用稿通知,客户查稿。
G、客户淘宝确认收货版面费用
H、刊物发行给作者,并邮寄刊物
I、文章发布,服务结束
附注: 安全保证

[点击更多]
关于我们 博士论文发表 职称论文发表  MBA论文  合作期刊  客户须知  论文指南  发表流程 指导流程 信用说明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14 硕博论文网 All Rights Reserved.
部分资料源于网上的共享资源及期刊共享,请特别注意勿做其他非法用途如有侵犯您的版权或其他有损您利益的行为,请联系指出,论文网会立即进行改正或删除有关内 容